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，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方式。数字赋能治理是以数据为基础、技术为支撑、协同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，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，推动政府数字化、智能化运行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《建议》提出，“全面实施‘人工智能+’行动”，“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、文化建设、民生保障、社会治理相结合”。数字赋能治理不仅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速，以数据驱动提升治理效能，而且促进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格局加快形成，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系统性重塑。
数字赋能治理具有三重逻辑。一是制度创新逻辑，以数据驱动、算法优化为核心的智能治理体系突破传统科层制层级限制，可以促进政府管理、社会调节与群众自治良性互动。二是能力提升逻辑，以数据为资源、以算法为生产力，实现从“群众跑腿”到“数据跑腿”、从“被动响应”到“主动感知”的转变，有助于决策更科学、执行更精准、服务更高效。三是价值导向逻辑，运用智能化手段有利于精准识别民意，实现民情汇聚、政策回应、服务落地的闭环治理，更贴近民生、回应民意。
进入新时代，数字中国建设稳步推进，从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到城市治理智慧化升级等，数字化技术全方位嵌入政府运行机制，重塑着政务生态。也要看到，在这场数字变革过程中，一些地方出现技术应用与治理逻辑错位的现象，形式主义顽疾与数字技术“联姻”，催生新的“数字形式主义”，使技术赋能异化为形式负担。例如，平台运作不充分，部分数字政务系统重建设轻应用，未能有效支撑治理目标；痕迹导向过重，流程管理和数据留存成为考核重点，治理主体重形式而非实效；指标化评估过度依赖量化数据，遮蔽了社会的真实需求。从社会治理角度看，数字形式主义中的锦标赛逻辑和功利化思维导致部分治理主体以“数字光鲜”掩盖“治理空心”。结果是削弱治理效能，数据表象繁荣掩盖真实问题，基层治理难以精准回应公众需求；增加治理成本，重复报送、层层留痕消耗人力与时间，股票配资中心降低公共服务效率；损害治理主体公信力，数字粉饰与指标化应付削弱公众对政策执行的信任。
今年10月，中央网信办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《政务领域人工智能大模型部署应用指引》，明确提出政务部门应统筹减负和赋能，避免盲目追求技术领先、概念创新，切实防范“数字形式主义”。防范治理“数字形式主义”，关键在于让数字赋能治理回归本位，推动数字化更好服务社会治理，使其真正成为提升治理效能、优化公共服务的“赋能器”。
以科学理念引领数字赋能发展方向，推动技术逻辑与治理逻辑相统一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“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”。治理中，数字化是手段，效能是目标。要以人民需求为导向，把数字化治理的出发点与落脚点聚焦于提升公共服务与改善民生，摒弃“唯技术论”“唯数据论”，实现技术理性与公共理性的有机融合，推动数字化转型从“技术驱动”走向“治理驱动”。
以制度规范保障数字治理集约高效，完善制度供给与机制协同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要强化互联网思维，利用互联网扁平化、交互式、快捷性优势，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、社会治理精准化、公共服务高效化”。为此，应健全数字治理项目全周期管理机制，强化立项论证、过程评估与动态调整，防止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；完善跨部门、跨层级、跨区域数据共享体系，打破“数据孤岛”，实现治理信息资源的集约化配置。
以能力建设夯实数字治理基础，提升治理主体的数字素养与协同能力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“善于利用互联网优势，着力在融合、共享、便民、安全上下功夫”。数字治理的核心在人，关键在能力。需加强制度化培训与实践学习，增强治理主体的数据分析、智能决策和与公众互动的能力；推动数据思维、系统思维与协同思维融合，建设一支懂数据、会治理、善协作的专业队伍，让数字化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有力支撑。
以技术创新驱动治理方式变革，推动智能化转型与高效协同。数字治理的创新源于技术与治理的深度融合。以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云计算等新技术为引擎，构建数据采集、分析、决策、反馈的智能闭环体系。强化算法治理与数据安全管理，完善隐私保护与伦理审查机制；通过技术创新带动治理方式创新，实现从经验决策向智能决策、从分散管理向协同治理的转型，让数字技术更好赋能社会治理效能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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